永光公司茶金岁月：北埔姜阿新洋楼的故事

卢郁佳

台湾中小企业员工将近9百万人，但中小企业平均寿命只有13年。向银行贷款不易，即使股票上市也难以筹资，逾两成企业日成交量不到百张、也不涨价。承受削价竞争、血汗低薪、高失业风险，群众努力为何得不到回报？是因为代工利润微薄无法创新、台商中国设厂低价竞争等大环境使然，还是经营管理问题？

回首历史，黄国华小说《茶金》揭露企业风险的政治因素。透过战后新竹北埔张家父女经营茶厂、开化肥厂的兴衰，写出“为应通膨改发行新台币、四万换一元”、“美援要帮助台湾群众脱贫，资助建化肥厂、造桥等基础建设和私人企业；国民党政府却只想拦截美援当军费反攻大陆，以地换股夺走化肥厂”、“外汇管制禁止民间兑换美金，以虚假官定汇率垄断市场，劫掠制造商出口货款”等暴政，处处设限，像《鱿鱼游戏》玩弄参赛者般，一关又一关葬送民间企业。

使张家茶厂不断精进却失败，落入民间普遍的贫穷。解释了在掠夺型经济制度下，群众努力也得不到成果，都会被政府权贵抢走。只有广纳型经济能让企业之间有效合作、劳资享有自己努力的成果。那麽今天的台湾是否摆脱官贪民穷的宿命，走向广纳型经济了呢？

《茶金》的真人蓝本，原来是廖运潘回忆录《茶金岁月：北埔姜阿新洋楼的故事》。他写作才华惊人，精细具体呈现民间适应政府掠夺的策略。廖运潘是桃园观音杂货店之子。因为日治台湾总督府打压中医，中药店牌照不准传世，他阿公过世便断绝；他父亲只好把杂货店生意扩张到石油、南北货、棺材，甚至卖猪肉。是说，这已经不是杂货店，是百货商城了吧？十年间，就把家产由十三甲地增为三十甲。廖运潘读台大经济系，寄居母亲好友阿姨家。阿姨说，她的女婿是北埔富商姜阿新，良田百馀甲，千甲林场与制材所，开了茶厂、糖厂，有新竹客运六分之一股份，想招他入赘继承事业。

廖运潘见过待嫁美少女姜丽芝，但连话也没说过半句，而且入赘置姜家养子于何地呢？他推说大学毕业再说，只想去美国闯天下。可是高三的姜丽芝不问两个舅舅，却问他，《罪与罚》是不是托尔斯泰写的？廖运潘受宠若惊，照实说不知道。内心捶胸顿足，不顾课业繁重，以后一年半读完图书馆日本托尔斯泰全集、杜斯妥也夫斯基全集、大仲马全集、雨果全集。

因为丽芝弹钢琴、爱古典音乐，他又苦读贝多芬、莫札特、舒伯特等传记，每季去中山堂听省交公演活受罪，忍耐到中场休息就逃跑，但仍不断到亲友家借听唱片学习。固定算准丽芝上学时间赶到台北车站，在雨季大排长龙中，等著好几班车过去，只为三次能有一次遇到丽芝。完全是个深情的韩剧欧巴。

廖运潘毕业考上台湾银行左营分行，本来不必入赘，而他个性刚毅木讷也不适合，但为了娶丽芝只好入赘。可是这家长辈拥有绝对的权威，岳父少时到东京读大学，放假回台湾，离别时祖母抱著他大哭，于是他就辍学不回去念了。这时丽芝生下长女，岳母、外婆因为抱婴不想放手，也直接要他辞职回北埔继承家业。廖运潘原本立志要当上台银总经理，看岳父写信来催，也只好辞职回岳家了。

岳父夸耀自家永光茶台湾第一，台湾茶七成是低级货，所以外商买台湾茶就得买永光茶掺入来提高等级。战前日本三井农林株式会社包下永光全部产量，战后是英国怡和洋行现金预购，可见永光有多威。但岳父却不让女婿上班，只带他每天日夜巡视糖厂。两个巨汉走在街上引人注目，谁也不知道是因为岳父怕鬼，夜间要他作伴壮胆。

等怡和洋行订单只要岳父一半产量，女婿才发现，其实怡和洋行视永光为可有可无。台湾茶在战前内销日本，战后日本政策保护本国茶业自给自足，限制进口。因为战后欧洲恢复消费茶叶，但印度等地受战争破坏，来不及供应，台湾趁虚而入。北非战前向中国买绿茶，战后因为中美冷战，抵制中国，所以转向台湾採购。“茶金”代表台湾茶畅销如黄金的短暂荣景。

但一九五○年印度茶业恢复后，大吉岭红茶产量大、品质高，台湾品质、价格竞争不过印度，国际地位很快就被远远超越。为此岳家已秘密负债两百五十万，等于现今二十亿，已经无力偿还。公司库存大量赤糖，看似盆满钵满；结果是替蔗农代工寄放，六成都是蔗农的财产。外人以为嫁入豪门麻雀变凤凰，谁知女婿从此扛起千斤重担。

岳父年轻时养赛马就玩掉三万圆，廖家父亲财产六万圆，已经是观音上位人家。台湾有外汇管制，拦截厂商出口所得货款；岳父的适应就是低报货款，然后去日本旅游一个月，用于家族私人消费，花光买家三井在日本交付的差额一百万圆，行前就兴致勃勃计画买名犬玩赏。读者为之愕然，觉得公私不分，像是党库通国库的微型翻版。

茶业一年工作七个月，小厂可以放无薪假，永光茶厂、运输、管理却要全年发薪。台北分公司编制九人全是亲友，没任何业绩，还有厨房厨师煮饭，每逢岳父来台北，就千客万来蹭免费饭。女婿知道其实公司是搞不起这些排场了。

廖运潘以父亲失去中药店时杂货店连石油、棺材、猪肉也要卖的意志，身为学习王苦读经典小说、音乐家传记与唱片的洪荒之力，靠著苦读资料、问人就能学会技术知识，不断开发异业。应用閒置的人力设备，利用烘茶机器烘蔬菜乾，盛产蒜头就研发蒜粉外销，卖茶粉给人炼咖啡因，将茶梗分装小包内销等。但都难敌恶性竞争。

因为日治时期限制茶厂执照，战后日本也依产量限制设厂数量。但在台湾，战后国民政府滥发执照，结果荣景时茶园没增加、一百家茶厂变成三百家，红茶偷加黄土加米浆以增加重量，或自家人不领薪赔钱做工，或高价收茶叶被迫贱卖，各种杀鸡取卵，劣币驱逐良币，茶厂十之八九都在挣扎度日。不管廖运潘如何创新产品，再赚钱都只有一年，就会被海量对手削价竞争淹没。

他也面对管理人的怠惰、员工的偷窃。岳父视林场为金矿，但竹南木行主持人在任多年都没去过林班现场，伐木包给原住民，以锯多少树计算工资。结果工人轻鬆站著锯，留下值钱的根株。太远的不锯，滚下山谷的不捡。别人出钱包下残株，光是锯残株、砍偏僻树木、捡回滚落山谷的原木，以其收入就买下岳父四分之一经营权。岳父卖掉四分之三股分，换人经营，三年内盈馀马上超过六百万。

组织全听董事长的个人意志领导，荣景时是老闆英明，衰退时老闆凡事不置可否，群龙无首。茶农卖茶叶原料，左派岳父要公司抬价收购，但右派女婿坚持降价收购，保住公司。《茶金》讚美岳父对茶农的仁慈，而这种仁慈在公司治理上，却是高层拒绝授权经理人管理，对员工生计不负责任。农产出口，应该是美金一元换台币四十元，银行汇率却是台币十五．五元，糖税更课到十五％。政府对永光等制造商重税盘剥，永光要生存，就将成本转嫁给茶农。农会“肥料换穀”贱价购米，配给军人、公务员，代价都是农民承受。

怡和洋行的交易条件太差，岳父无法屈尊接受。于是派女婿到怡和洋行乞恩般签下订单，终于张罗到五万元预付款，只因若不还债就无法开工。不够还积欠薪资，只能分期付款。这时岳父居然吩咐汇出钜款，资助朋友竞选省议员。

女婿争论之后仍然服从，把钱汇出，认定岳父“在如此逆境中为保住无谓的虚荣而不惜糟蹋宝贵的资金，害得无米之炊的出纳先生焦头烂额”。我没有作者心胸光明磊落，既然中小企业普遍无法从银行取得贷款，只能用高利息向私人借贷，全书就是赚钱连利息都来不及还，好公司被债压垮的遗恨纪录；那麽中小企业主当然会透过地方派系去争夺政府工程、採购标案、新竹客运等特许事业，尤其是掌握农会金库、批准信用合作社贷款的主导权。

上有党国暴力，下有地方派系分赃。如果你是颜清标，那借钱就不用还。我愿相信岳父姜阿新得到特权没使用，公司倒闭证明他清白。但他会追逐权力，是因为上层头人普遍这样做，而他们没有姜阿新手脚乾淨。《茶金》视呆帐为劫富济贫的英雄壮举，对此我悲观视之。

廖运潘精采的茶业冒险史，描绘出暴政下阶级相残的食物链，造成腐败投机、恶性竞争的文化。政策、法规与制度长期的破坏，不是招商免税、低租金、低廉水电就能恢复。而需要如小说《茶金》这样野心宏伟的沟通，向大众揭露历史沉痾，讨论我们需要什麽样的企业治理，实现转型正义。

《茶金岁月》呈现台湾企业奠基于原本的社会、家庭型态，大不同于西方。乡人嘲笑岳父企业利润微薄，不赚钱就赚个玩。女婿说岳父是为了救失业，亦即实为社会企业。岳父经营家族企业公私不分，既是继承家族长辈权威，也因为志在救济乡里、赡养亲友。所以不接受任何人监督制衡，别人只能尊重，使他的成长就到为安慰祖母而辍学东京为止。

国际贸易竞争，高度依赖资讯、研究，但连学习王廖运潘也是到日本出差参观静冈三井的茶园、试验所，才解答为何日本茶单位面积产量超过台湾四倍以上。因为台湾平地、有水源一定种稻，陡坡才种茶，不重肥效管理、水土保持，所以瘦小难以茂盛。日本茶园在平原、缓坡，专业茶农耕耘施肥，剪枝除草，所以发育成枝粗稍旺的蓊鬱大茶丛。茶厂产能既符合茶园产量，没有恶性抢购原料，也没有偷工减料。台湾农商达不到的天花板，是日本农商的起跑点。

台湾政府、企业对国际商战的研究意识低落，受到政策锁国等极大限制。一张台日来回头等机票七千八是公务员一年多薪水、普通票也要五千元以上时，就过滤了极少数的人才有出国进修学习的机会。但有钱出国的人，可能志在观光购物。而在国际贸易市场，哪个国家能学，就决定了谁能赢。

女婿决心扶翼岳父的鸿鹄之志，但成为公司唯一敢于阻挡岳父暴走的异议者。因为他人品高洁，相信水鸟起飞不搅浊溪水，企业也要对员工负责，倒闭也要对债主负责。破产一贫如洗后，女婿请债主朋友来登记债权，这位朋友不但抛弃债权，反而给他五千，嘱咐愿意再帮他，此事说明了双方的品格。他且关心每位旧员工的去处，对后来遭逢厄运者时时自咎。他们之间的信赖，今人恐怕无以想像。写到破产多年后，猝发的岳母丧礼，逢银行不营业，女婿不知道去哪筹钱。幸好岳父早有准备，给女婿两万元发落。女婿在旧职员人群中看到锺秀枝，就把两万元交给他保管支付。

书裡好像没写到锺秀枝很多事迹，我也不知道为何女婿这麽信得过锺秀枝。但我想女婿不是知道这个人会不会办事，而是知道这个人的全部。所以他信赖这个人。这种信赖关係，是多年信用互相累积的。

破产后，廖运潘离开岳家到台北上班，要妻子结束卖瓦斯、新娘化妆、缝制电视盖布代工，带六个孩子北上团聚。结束了祖母叫岳父从东京大学回家、岳父叫女婿从左营辞职回北埔的历史循环，逆向展开小家庭独立的一页。当中五个孩子，成家后也分别旅居世界各地。

他笔下生动，栩栩如生。儿子显文五岁，女儿三岁，妻子在舅舅开的小学福利社上班，儿子就站在柜台内看学生买零食，也会卖冰棒一枝两角。作者的母亲从观音来探望媳妇，听到孙儿女齐声叫阿婆，廖母就哭了。“我下班时，显文问我阿婆为什麽哭，我答不出来。”

女儿廖惠庆写道，北埔洋楼被拍卖，她鬱鬱寡欢，觉得前途未知，只要假期便回北埔住在横屋老家卧薪尝胆，想考便宜的公立学校。一次遇到一群台大学生在北埔洋楼外张望，她告诉一位和善的大哥哥“这是我的老家，但因为已经成为银行资产，所以无法进去”。“他的脸上出现了替我悲伤的表情”。

廖运潘只要写到与儿女相处，从出生到养育，无不使人动容。他说二十八岁赴日时，在浅草看电影。看到女主角带两个幼儿雪中逃难，幼儿刚好和他的两个女儿同年纪，他立刻泪如泉涌，逃离戏院。第二次赴日一个月，“我心窝裡时时在想家人，恨不得第二天就飞回家”。离开北埔后，一家在台北厦门街租房，省下六个孩子车票钱，也分租给三妹一家人减轻房租重担，克勤克俭，针头削铁。他回忆麵摊米粉汤一碗五角，无味无香，但六个孩子正是很会吃饭的年纪，最爱这味。还有骑楼下的水饺摊，二十元一百个，他捨不得吃。看六个孩子瞬间把堆积如山的饺子纳入肚中一脸满足，父亲就心旷神怡。

如果台湾能从困境中有所突破，能摆脱过去政府不把人当人看、所以政商强豪权贵也毫不在意践踏弱势的局面，使政府、企业负起责任，我认为支持像廖运潘这样的人实践信念的力量，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依恋与羁绊。小说《茶金》创造一个英俊忧鬱浪子与千金的罗曼史来吸引观众的目光，在沉痛历史伤口敷上个人英雄发挥过人才能一一解锁难关的欢乐，来安慰读者。《茶金岁月》则更为挫败与深沉，因此也更为坚定、温暖，其力量在读者心中久久不散。